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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医院狭路行政策遭遇玻璃门税负不平等

发布时间:2021-01-21 17:25:10 阅读: 来源:硅酸铝板厂家

民营医院狭路行:政策遭遇玻璃门 税负不平等

觊觎市场的广阔以及政策的利好,民间资本曾蜂拥而至,立志在医疗市场大展拳脚。大浪冲沙,20多年过去了,民营医院这条鲶鱼非但没有搅动市场,反而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2011年发布的“2010年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目前我国公立医院(13850所)和民营医院(7068所)虽然在数量上相差不足一半,但诊疗人次却大相径庭。公立医院以18.7亿人次占比91.7%,民营医院只有1.7亿人次,仅占8.3%。  如此显著的数据差异背后是民营医院生存的艰难。而究其原因,在谴责部分民营医院存在漫天要价、急功近利等内因外,也有业内人士把矛头指向政策的玻璃门现象。  诚信危机的阴影  民营医院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但之后长期都处于小规模发展状态,直至2000年医疗市场的正式开放以及后来3年免税制度的实施,民营医院才正式迈入了繁荣发展期。  但这种蓬勃的发展势头并没有维持多久,2006年左右,由于各种与民营医院有关的医疗事故不断见诸报端,民营医院声誉受到了严重影响,民营医院的发展也进入沉寂期。  除了医疗事故,虚假广告、漫天要价也是民营医院受到质疑的主因。据宁夏医科大学讲师郭伟向《中国产经新闻》反映,民营医院的收费一般都比公立医院的收费要贵。  这里不排除个别医院提供的服务相对好些,但也不排除存在个别民营医院漫天要价的情况。“尤其是有些患者少的医院,好不容易等到一个顾客,他们就会拼命宰你。”郭伟说。  而这一切,迈鼎盛国际医院管理机构执行总裁薛家鑫认为,主要是和民营医院的投资者急功近利有关。“很多投资者把医院当作企业来经营,一切以赚钱为目的,这极大地伤害了患者的感情。”他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的采访时说。  我国最早经营民营医院的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是福建莆田人。他们早在20世纪80年代,以到处在电线杆上贴广告、治性病起家。后来随着发展壮大,他们建立中国最早的一批民营医院,分布妇科、肛肠、肿瘤、整形美容等领域。  有专家认为,这是典型的农民办医院,而国外大多是专家办医院,这些起点低、素质低、眼光浅的投资者,给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医疗行业的发展埋下巨大隐患。  这种跑马圈地似的野蛮生长为后来民营医院陷入诚信危机埋下了隐患,至今还难以走出阴影:患者不信任、行业不认可、政府不放心,成为了民营医院的现状,宰人、欺骗成为了民营医院的代名词。  在患者增强自我保护意识的同时,也有专家呼吁,民营医院要联起手来,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约束不诚信的办医行为,杜绝虚假广告坑人。  相应的措施正在实施,自从2005年迄今,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管理分会已先后对3批107家“全国诚信民营医院”创建单位进行了表彰,不仅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而且正在慢慢地重新树立民营医院良好的形象。在此政策的激励和行业的自律下,一批深得患者认可、同行称赞的业内翘楚正在脱颖而出。  薛家鑫建议,投资者首先要对医疗行业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不是一桩生意和买卖,而是一项事业,要有长期经营的理念,重视品牌的建设,其次要细分市场,引入医疗的专业团队来管理民营医院。  薛家鑫认为,只有民营做得干净,心安理得,政府才会支持,这是一个各方互动的过程。此外,有专家提议政府能加强对行业的监管,采取严厉措施来重罚违规者,否则“一粒老鼠屎坏了整碗粥”。  政策“悬浮”空中  自从2000以来,中央政府曾先后多次发文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比如“非公36条”,而最近的就是2010年1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发改委、卫生部、财政部、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该意见突破性地为非公立医疗机构,即“民营医院”消除了职称考评、医保纳入、审批准入、土地使用、税收等方面的障碍,让民营医院享受与公立医院一样的“平等待遇”。  然而,一年来,仅有少数省份出台了实施细则,多数地方则将这一政策“悬在空中”。“政府给民营医院的好政策,就像一道玻璃门。看着都给你了,可是一伸手就碰壁。”一位民营医院院长这样说。  因为这是国家政策,要落实和实施还要看地方出台的具体细则。据薛家鑫分析,各个地方一般会根据当地的区域发展特点来制定不同的细则,这会造成实施效果的差异。  中投顾问医药行业研究员郭凡礼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与整个医疗行业比较混乱、监管不力有关,进而造成中央政府的政策在地方的落实上存在很大问题,加之全国一盘棋太大,政策在落实方面受到影响。  其根源还是在于一些地方政府的思想观念,长期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卫生行政部门“办医院”的格局,虽然国家一再提出卫生行政部门要由行政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但相对而言,这需要一个过程。很多人表示,公立医院就好比政府的“亲儿子”,而民营医院只是“干儿子”。  以我国目前正在大力推进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项目为例。根据意见的规定,各地应“将符合条件的非公立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各地不得将投资主体性质作为医疗机构申请成为医保定点机构的审核条件”。  然而,在现实中,公立医院天生就是医保定点单位,而民营医院要想成为医保定点单位却要大费周章。据卫生部门反映,一些民营医院不能加入新农合和医保,更多原因是医疗设备、医护人员等方面不能达标,但民营医院对此颇有微词。  “政策上,不少民营医院都被排除在医保定点单位之外,而申请定点所花费的时间最少也要一年半载,让人明显感觉待遇不公。”广州现代医院院长王怀忠表示。  据悉,广州现代医院院长创建于2005年,但直至2010年才被列入医保定点医院,花费了近6年的时间才迈进医保大门,个中酸楚自不待言。  但对于很多民营医院来讲,医保定点以及新农合资格就是他们的生死符,因为只有成为医保定点才能吸引享受医保的人员。医保定点和新农合资格成为了公立医院人满为患,而民营医院门可罗雀的分水岭。  据郭伟介绍,也有部分民营医院是主动放弃医保的,因为加入医保有很多条件。比如,医院必须承诺不以营利为目的,还要承诺愿意承担社会责任,承诺医院经营过程中产生的利润必须全部投入医院的再发展,医院所有者不得从医院经营中获取红利,承诺严格按物价部门规定的标准收费等。  “算下来,损失更严重。”郭伟说。他所了解的一家民营医院就选择了主动放弃。  但更多的民营医院,为了获得医保、新农合定点等政策,选择自愿放弃自由定价权和分红权,争戴非营利医院的“红帽子”。  无论如何,民营医院进入医保定点单位的速度一直都很缓慢,却是不争的事实。据最新数据显示,直至2010年上海1379家民营医院进入医保的才有58家,仅占民营门诊部的8%,而这个数据在1999年已是23家,也就是说,每年平均仅3家获批。此外,进入新农合的只有11家。  税收:不能承受之重  税负是拖拉民营医院跛脚前行的另一主因。有业内人士表示,要想让社会资本大规模进入医疗领域,政府必须善用税收杠杆。  目前国家政策对医院的划分并不以公立和私立为标准,而是分为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税收待遇是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一个重要区别:营利性医院要缴税,非营利性医院则可以免征。  公立医院天然属于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的范畴,可以长期享受免税的优惠。而根据卫生部2000年颁布的《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民营医院可以根据“自愿选择与政府核定相结合”的原则来定性。但大多时候,民营医院往往很难被核定为非营利性医院。  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指出,民营医院之所以“长不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少优惠的税收政策。只有相应的税收扶持政策,民营医院才能茁壮成长。  自从2000年医疗界开始稳步推行一些优惠政策以来。比如,在2003年,对民营营利性医院实行了3年的税收优惠,在2010年对所有的医疗机构免征营业税。  但广东东莞东华医院院长李镜波表示,目前虽然营利性医院的营业税免了,但所得税仍高达25%。去年,他们医院仅交税就达到2000多万元。  反观公立医院,不但没有税收负担,反而能够获得一定的财政补贴,其财政补贴大致占其总收入的8%~10%。而民营医院不仅没有财政补贴,还要承担至少8%的税负。两者相加,民营医院的成本比公立医院至少要高出16%。公立医院还享受着国家科研资金补助,而民营医院却几乎很难分一杯羹。  这些个人所得税、车船税和房产税等税负正成为压倒部分民营医院的包袱。据一位曾在某家民营医院做过会计的小陈反映,“曾经有一年,当时的院长让我盘点一年的收支,结果发现税收已经超过医院总收入的10%,而当年医院的盈利刚刚11%。随后几年医院都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直至后来被迫关门。”  有业内人士认为,无论是营利性医院,还是非营利性医院,都具有一定的公益成分,其最终宗旨都是为了救死扶伤,都应该享受税收的优惠政策。从另一方面来看,很多公立医院也同样以营利为目的。  当然,要想免除这些税收,民营医院可以选择转制为非营利性医院,但这一方面需要当地部门的批准,另一方面根据规定,转变为非营利性医院后,股东不能分红,利润要全部投入再生产,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投资者转型的积极性。  此外,某种隐形支出,民营医院要比公立医院多更多。比如,以广告费用为例,为了树立品牌,广告费是很多民营医院非常大的一块成本,差不多占到10%以上。而公立医院凭借着政府资源以及原本的品牌,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开支。  在土地、发票等方面民营医院也受到限制。公立医院可以凭借着公益性低价拿地,而民营医院只能拿高价地,没有雄厚资金的只能租房,这又被迫缴纳高额的租金。  四川奥迪斯康骨医院院长赖志刚表示,目前民营医院的土地都是按商业用地购买的,成本很高。其实,医院是一个带有公益性的行业,应该按公益用地来审批。只要不改变土地用途,就应保持优惠政策。  再比如发票问题,公立医院使用的是财政发票,而同样是非营利的民营医院却要使用税务发票,这导致很多病人因不能报销而放弃前来治疗。  民营医院和公立医院都具有救死扶伤的职责,如何认定“营利性”与“非营利性”的差别,远非字面上那么简单,如何让“非营利性”的各项规定真正落到实处,也考验着执政者的智慧与魄力。  人才“梦魇”  公立医院要想在与民营医院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人才也是一个关键因素。从历经多年的争夺之战来看,民营医院已处于下风,人才短缺已成为民营医院发展的一大短板。  薛家鑫表示,员工一般重视发展平台、工作环境、未来的发展空间以及待遇,相对而言,待遇是最关注的。  为吸引人才,民营医院最爱使的杀手锏也是高薪,一般民营医院开出的工资要比公立医院的工资要高很多。但面对高薪的诱惑,更多专家还是选择了拒绝。  郭凡礼认为,更多原因还是由于体制造成的。公立医院属于事业单位,体制内的人,可以享受户籍,有评级制度,可以申请科研立项,而这些都是民营医院欠缺的。  即使给房子、给待遇,有时也未必能引进合适的人才,有时即使引进,也不一定能留着住。据一位曾被民营医院撬走又回去的医生介绍,民营医院没有好的平台,手术量少,科研经费不能保证,更别提拿到科研项目、写出国际级论文。“在民营医院一年,医术水平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  据东岸医院院长戴明介绍,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谁都知道,公立医院的医生,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不是账面上的数字,而是红包回扣,所以我们10多万的年薪,对高职称医师根本没有吸引力。”  民营医院需要建立良好的信誉和口碑,因此,它会自然规范医务人员的行为,禁止医务人员收取患者红包;同时,由于民营医院在药品采购时会尽量在市场上寻求同质低价,药品的利润空间势必压低,医务人员也就无回扣提成之说。  而公立医院医生拿红包以及开药拿回扣已经成为了整个医疗行业的潜规则。与这些隐性收入相比,民营医院的高薪就显得有点黯然失色。  为了改善民营医院人才匮乏现象以及加强人才的流动,医疗界呼吁声音最高的呼声就是多点执业。所谓执业医师多点执业,即符合条件的医生可在多个医疗结构从事诊疗活动。  2010年广东省率先颁布了《广东省卫生厅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试行管理办法》,允许执业医生多点执业。但从目前实践效果来看,此政策也只是流于表面,并没有得以真正实施。  广州益寿医院院长胡忠斌表示,他们曾对医师多点执业的政策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医生多点执业,提高医院的医疗品质,但多点执业“必须先得到本医院书面同意”这条规定,导致他们联系的医生都回绝了他们的邀请。  “哪有医生会向领导提出想兼职呢?又有哪一家医院的院长,会签字同意自己医院的医生下班后到竞争对手那里行医呢?”王怀忠无奈地说。  从2011年11月中旬,上海将试点“执业医师多点执业”。但郭伟对此措施短期内的效果并不乐观。“多点执业或许是个好事,但实质性解决不了大问题。因为这些一般是专家才有市场,普遍人员还是无事干。长期来看,也许会有好转。”  在美国,医院并不养医生,而只是提供床位、设备、护理等条件,专家团队都是流动的,可以同时受聘于多家医院,专家资源得到了充分利用。  因此,郭凡礼认为,主要还是体制,如果政策存在偏向的话,民营和公立是没有办法竞争的,只有建立真正的公平公正的环境,公立、民营才在同一个起跑线竞争。比如,我国只有取消医院的事业编制,将医生变为“自由人”,多点执业才能真正推开。  当然,多点执业在推广过程中,还需大量配套措施落地。多点执业后医生成为个体户,医生和医院间如何计算工作量、工作报酬,这些需有科学测算;执业过程中如发生医疗纠纷,双方如何分担责任等,都须健全规章。  此外,薛家鑫建议,民营医院要有意识地培育员工的忠诚度,要取得和员工相统一的发展理念,然后尽可能提高工作环境和提升空间,创造条件来吸引人才。  “鲶鱼效应”是激活对手的一条著名的经济学法则。服务民众和调动公立医院的活力是政府引来民营医院这条鲶鱼的出发点,但政府要想民营医院为我所用,首先必须要民营医院这条鲶鱼动起来,这就需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进一步开放思想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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