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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参事谈中国二十多发展不均系诱因物流

发布时间:2019-11-29 18:00:33 阅读: 来源:硅酸铝板厂家

国务院参事谈中国“二十多”:发展不均系诱因

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立足于幸福百姓

国务院参事 任玉岭

对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有深刻认识和紧迫感;

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立足幸福百姓、化解社会矛盾;

社会管理创新一定要从宏观入手并坚持将管群众向群众管进行转变。

社会管理创新不只是公安、城管的事情,它涉及政府的各个部门,政府怎样转型?转型怎样进行?这都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内容。

只有搞好社会管理创新,才能搞好政府转型,只有政府转型牢牢地与社会管理创新相结合,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做到社会稳定和谐,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二十多”敲警钟,

改善社会管理刻不容缓

社会管理,就是要对社会构成的各个方面、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协调、监督、推进和管理的行为过程。它包括了协调社会关系、关注社会民生、规范社会行为、推进社会保障、搞好社会服务、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等内容。

就当前的情况看,我国的经济虽然取得了高速发展,GDP总量已超过英、法、德和日本,进入了世界第二位,但由于收入差距的拉大和严重的腐败现象,而致社会上怪象百出,社会的稳定和谐受到了冲击,“安居乐业”受到了挑战。

特别是“民仇官”、“贫仇富”、“弱忌强”和“官压民”、“富欺贫”、“强凌弱”等各种行为及心理,导致社会阶层分化严重和社会乱象百出。有群众议论说社会上有“二十多”:交通事故多、诈骗绑架多、偷盗抢劫多、拐卖妇女儿童多、工伤与职业病多、卖淫嫖娼多、赌博行为多、行贿腐败多、买官卖官多、制假售假多、食品安全问题多、住房困难多、残疾人群多、讨钱要饭多、留守儿童多、孤寡老人多、“四二一”家庭多、无业可就多、低收入人群多、群体事件多。

这“二十多”既是以往社会管理有不当之处造成的,也是当下和今后的社会管理必须解决的。对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强烈的紧迫感――不认真搞好社会管理,“二十多”现象不得到遏制,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就无法保证,和谐社会的构建就会落空。

多“水治”,少“刀治”

根据笔者调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提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战略部署后,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并做了大量工作。但是创新办法多治标不治本,并立足“把群众管起来”的老路子。例如,广东一所不到3000人的学校,发生校园血案之后,该学校增加了4个警员、8个保安,并增设98个探头,一年的运行开支增加60多万元。又如,在湖南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提出的口号是“社会管理社区化”,把政府应该管的事放到社区去,要给社区加钱、加人、加房、加设备,看架势似乎要形成新的一级政府……总结以上的管理创新,无外乎加强对群众的“管”,把每个人都“看”起来。这样做既不利于人的自由和发展,又耗钱、耗物,给社会增加负担,很值得商榷和讨论。

如不立足于治本,任何治标的办法都是不可取的。笔者认为创新社会管理必须重视“水治”(善治),力争减少“刀制”(恶制),“刀制”手段过多,会造成矛盾的深化、积累,会使事物走向反面。解放初,中国共产党刚刚主政,蒋介石为首的反动势力企图死灰复燃,多方组织力量对新政权进行颠覆、破坏,放火、投毒、暗杀的猖狂行为不断出现,对此,我们必须用严格的管制措施把敌人的可能行为压下去,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容不得丝毫含糊。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可以作这样的估计:很多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群体事件,基本上不是阶级敌人操纵的;相反,很多社会问题都是社会管理不当或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甚至是腐败行为等因素造成的。因此,今天的社会管理必须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立足幸福百姓,化解社会矛盾”。一旦社会矛盾都在源头解决,治标的问题就会降到最低范围,“刀制”的使用也就会降到最低。

我们现在的管理,往往是出一次问题,就管理从严一次――人力不够加人,资金不够加资金,设备不够加设备。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内保经费大量增加。这种情况下,社会群体事件只会有增无减,出现“越维稳越不稳,越管制问题越多,越严管矛盾越大”的恶性循环。一些地方政府派人常驻北京拦截上访,甚至在北京设立黑监狱对付上访人员就是这种循环的表现。这样做不仅不能化解社会矛盾,反而只能使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管理一定要克服“管制”的惯性,真正把幸福广大百姓、化解社会矛盾作为当今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管群众”到“群众管”

当今很多社会矛盾不断增加和被激化,在笔者看来主要由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一是发展的严重不均衡如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人均收入差距明显扩大造成的,穷人太多,生活没有出路的太多,被逼无奈不怕走向绝路的人太多,给社会埋下了隐患,这也是前面提到的“二十多”乱象的根本诱因;二是一些政府部门和管理人员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真诚,没能从发展好、维护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常常是为了升官发财,只求GDP增长,导致了一些项目决策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违背了百姓利益;三是社会管理的不作为、乱作为,不体察民情造成的。从最近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报出的两件事,能感到有关方面的不作为:一则报道是一位叫李文哲的同志,近些年收养150名流浪儿童,对他们进行耐心教育和帮助,后来这些孩子中有50多名考上了大学,有的还念了研究生――李文哲做的很多事本来该是收容站所等部门做的;另一则报道与银行有关――有的银行明知现在的磁条卡不安全,会给储户带来被盗风险(有人信用卡不离身,却被盗刷几十万元),却不予解决,解释的理由居然是改为安全的芯片卡要多花钱,银行不愿投入。这也是典型的不作为。

要想搞好社会管理创新,笔者认为在政府转变职能中,一定要从宏观入手认真解决好上面谈到的这些问题:一要做好均衡发展,推进“共同富裕”;二要真正做好反腐倡廉,重视在发展中维护人民的利益;三要促进社会管理部门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此外就是要使社会管理由管群众向群众管进行转变。

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也是共产党执政的服务对象。正如毛泽东1945年给黄炎培谈话时所讲,我们的政权要避开60年的周期率,防止人亡政息,就必须用好群众路线的法宝,只有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路子才能搞好社会管理创新。

江苏睢宁和河南安阳的殷墟区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安阳殷墟区李南沈书记认为,“群众不听我们的,是因为我们没听群众的。群众要上访,是他们的利益没有得到保证”。他们提出了“放权于民、还权于民、恢复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的口号。例如,殷墟区开门搞党建,在基层组织内实施了“四个60%”,一是发展党员,群众赞成票低于60%不发展;二是评议党员,60%群众不满意就视为不合格党员;三是干部考核时,群众满意度低于60%的,为不合格干部;四是党支部换届时,群众信任票低于60%,不列入意向人选。殷墟区在抓经济、搞城管、处理信访和落实低保方面同样依靠群众参与,多听群众意见,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了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

由此可见,社会管理创新,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管群众转变为群众管,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血脉和灵魂,是保证社会管理创新取得更大成绩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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